我的出生伴随着新中国的黎明,中华大地换了人间。七岁那年,我离开祖父母,从故乡河南省上蔡县,来到父母身边,在古城开封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。
我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一个个政治运动和骇人听闻的全民大饥荒。1966 年夏,在开封一高刚刚读完高中的全部课程,正积极准备高考前的冲刺,学校却突然传达中央文件:“停课闹革命”。接下来便是持续十年之久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。
随着北京的首都红卫兵来到学校串联,我们这个曾经走出过大把名人大伽,素有“清华摇篮”之称的“开封高中”校园再也无法平静。
同窗三年、亲密无间的同学,一时间被划分成“红”与“黑”两个群体,我默默地排在“黑”的队伍里。眼睁睁地看着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,无辜受到毫无尊严的残酷伤害。我的心在滴血,却又无力阻止,爱莫能助。几十年过去,直到今天,对当年那些伤害老师、动手殴打同学的“同学”,尤其是那个主导剃掉女班主任(化学老师)半边头发的恶魔,依然耿耿于怀。憎意难消,既不愿意知晓他们的信息,更不愿意与他们晤面。
在学校彷徨荒废了两年的大好时光,面对无望的前途和困窘的家境,1968 年秋,我硬着头皮走进校革委会办公室,提出了退学申请。好心的老师满怀同情和惋惜,思虑再三终于给我开了一张退学证明。
凭此证明,我在开封四处奔走毛遂自荐,到各家工厂去推销自己。最后,还是在居委会林大妈的帮助下,进入开封缝纫机厂当了一名临时工。更有幸老厂长竟还是我们家同一条街上的老街坊,对我照顾有加。那时候,开封市的一般中小型企业,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很少,有时候,“那个高中生”的称谓竟取代了了我的大名。
从仓库打包工开始干起,然后安排我操作专用机械设备,加工缝纫机零件,继而又被安排到了金工车间作钳工。
车间的师傅们都对我很好,言传身教,多有照顾。那时候每天上班之前,车间里工友们都要列队手举红宝书( 毛主席语录 )对着毛主席像“早请示”,下班时还得“晚汇报”。我干活认真刻苦,领悟性也好,主动接触各类机械设备。熟能生巧,慢慢的便能独立完成一些工件,还能独立操作一些设备。遇到哪位师傅夜班请假,车间领导就会安排我去顶班。久而久之,车间里的车、铣、刨、磨各种设备我都能够熟练掌控操作。
随着市场的变化,工厂不断扩展,产品逐步升级。我先后被派往上海蝴蝶、广州华南等同行业兄弟厂家培训学习。回厂后,通过不断摸索,潜心研究,我攻克了长期困扰我们厂的,牙叉口平面磨削后与轴线不垂直的技术难关,受到厂办大字标语的公开表彰。
十年浩劫终告结束,中华大地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。邓小平力挽狂澜、拨乱反正,高考制度得以恢复。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、而立之年的我,前有十二年寒窗苦读、后有九载工匠磨炼,毅然决定参加高考,奋力一博。
车间领导仁爱惜才,给我提供诸多方便,允许我在工闲空间复习功课。有志者事竟成,我没有辜负领导的眷顾,当录取通知书送达,厂党委马书记在厂务会上兴奋地宣布,“小郭是我们开封轻工系统高考成绩第一名”后,全厂上下都为我高兴。我终于成了河南大学物理系 1977 级的一名在校大学生。 四年苦读,从河南大学物理系毕业,获理学学士学位。我衷心感恩邓小平改变了我的人生,也感谢他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和整个中国的命运。
1997 年 2 月,我强忍伤疼,拖着受伤的脚,带领几十位旅罗华侨前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,在邓小平灵堂悼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、我生命中的贵人,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感恩之情。(这是后话)
大学毕业分配时,我主动要求重回开封缝纫机厂效力,以回报工厂的知遇之恩。我离开时八九百人的工厂,回来时已经三千多人。回厂后厂领导安排我任厂生产处调度。
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,缝纫机这个多年来市场上一直走俏的商品,从一票难求,沦落为无人问津的滞销货。仓库积压惊人,从办公室到卫生间都码放着一垛垛缝纫机。我临危受命,调往厂总工办任助理,为工厂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。
之后,厂部又决定,各处室都必须组织人员积极开展促销活动,我也被委派下乡推销产品。在河南浚县一个乡村,经村长安排借宿王姓农户家。我凭借在金工车间掌握的机械常识,和对缝纫机结构性能的熟悉,在附近村镇深入浅出现场演示,宣传鼓动,给老乡们推介产品,深入广泛细致的宣传,提高了我厂产品的信誉,激发了村民购买我厂缝纫机的欲望。二十多天,现款现货卖出去120台缝纫机。
我卓有成效的推销方法,被作为先进经验在售销工作汇报会上推介,与那些单纯为减少库存搞赊销,秋后收(不回来)账的推销,形成了鲜明对比,一时间我竟成了大家学习的楷模、销售状元。
1983 年,我被任命为开封市缝纫机厂副厂长。
1984 年,调任开封市造纸厂厂长。
1987 年,企业改革,在开封市造纸厂厂长、书记一肩挑。
任职期间,我努力践行学生时代就认定的做人准则:当百姓就勤勤恳恳、正直善良;当官就激浊扬清、清正廉洁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,是我的座右铭。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是我的人生格言 。
长期亏损的开封市造纸厂,在我到任的当年就扭亏为盈。破败脏乱的硬环境,不到两年也就脱胎换骨,焕然一新。除主机之外的设备,几乎全部更新一遍。职工从发不下工资,到拿到了奖金。几年下来,职工精神面貌大为改观,工厂的生产经营管理井然有序,有了极大的改善。但由于不断推行新的企改政策和应对市场营销环境的急剧变化,近七个年头的终日操劳,颇感身心疲惫。
当年在河南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,毕业后各奔前程。去深圳发展的,已经月薪 2000 余元,而我这个厂长兼书记,虽然工资加上各种津贴补助,已经是职工平均工资的两倍还多,也不过才 120 多元。巨大的落差,廉价的拼搏(约 20 美元 /月),疲惫的身心,在夫人的支持下,决定辞去公职,下海另谋生路。
1990年夏,我向轻工业局党委请求辞去党政所有职务,数月后终得批准。离任前我主动要求上级主管机关和厂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审计。离任之际,厂职代会给我赠送了两块牌匾,上书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”,“艰苦创业精神永存”。市轻工业局党委沈洪福书记对我也作了公正的评价:“小郭,干板直正”。
卸任赋闲之后,还没有来得及去投奔在深圳创业的同学,1991 年春,阴差阳错鬼使神差,跟随我妹夫的一位在奥地利维也纳开饭店的邻居,踏上了出国之路。这个人先把我们两个带到了罗马尼亚。
当时我们连购买飞往欧洲机票的能力都没有,好在国际列车的票价不高。临行前,我们两个人按那位朋友的提示,采购了清凉油、小手绢、假项链、折叠扇之类的中国小商品,装了满满几布袋(没有钱买旅行箱,自己缝的布袋)。由北京出发,途径莫斯科、基辅,换轨、转车,一路颠簸车马勞顿,十多天后到达了布加勒斯特。这个朋友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罗人家里,两个人一天 20 美元包食宿。今天看起来真不算多,一小时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费用,当时我们却实在是负担不起。没有自由市场,我们两个人靠沿街兜售带来的那些小商品以维持生计。朋友在我们出国前那个去维也纳他们饭店打工的承诺早已成了泡影。
为节省开支,只好让我妹夫先行回国,留下我一个人在罗继续寻求出路。房东热情善良,知道我经济困窘,难以生存,就帮我租到一个还没有通电通气的单间公寓房,月租 100 美元。我每天喝凉水、吃面包,再到菜市场买点黄瓜番茄,蘸点盐生吃,补充维生素;买点奶酪吃,以维持蛋白质平衡。没有油和糖( 因为当地居民都是凭户口定量供应 ),一个月下来,我的脸上开始起干皮。后来在一位华侨大哥的指引下,在外交特需店才算买到了油和糖。
回顾那一段初到罗马尼亚时,艰难困苦孤立无援又看不到希望的日子,实在是不堪回首。
1991 年底,我与一位罗马尼亚朋友(出租车司机)合作,注册了 “ 馨远进出口有限公司 ”(当时罗政府不允许外国人独资)。一起调研市场、联系商家,确定了从国内采购男女布鞋来罗销售的意向。经过我们整个家族的共同努力,东借西凑筹集到一个20 尺集装箱布鞋的启动资金。货到罗马尼亚之后,仅只 20 天时间,就以 3 倍成本价销售一空。旗开得胜,这掘得的第一桶金,不仅坚定了我在罗马尼亚发展的信心,也打下了小规模经营国际贸易起码的的经济基础。
当年,时逢国内企业改制转轨变型,职工下岗再就业已成为大势所趋。我先后把兄弟姊妹们都拉了过去,大家一起做生意。为国分忧,走自己创业、共同富裕之路。一开始我就给家人们立下了三条规矩,“不能做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,不能做有损于中国人形象的事,不能做伤害同胞和罗马尼亚朋友的事”。几十年来,我们家族里所有在罗经商的人都一直严格践行这三条规矩。
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,走出国门、来罗经商者与日俱增,鱼龙混杂,乱象丛生。1996年,迫于在罗华人的社会现状,旅罗河南籍乡亲恳请我牵头成立罗马尼亚河南商会,我便立“激浊扬清”为商会宗旨。在青田同乡会的紧密合作和福建同乡会的配合下,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,正义战胜了邪恶,市场恢复了平静。从此奠定了罗马尼亚华人社会秩序稳定的良好基础。
郭玉山 2021/8/31